类似金枪鱼这类深海鱼，已多年不出现在王书肖和苏珊这些环境专家的餐桌上了。尽管二人强调，她们并没有刻意去挑剔食物。
王书肖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苏珊是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NRDC）高级研究员，二人都是多年研究和推动汞污染防治的行业先锋。
“因为深海鱼含汞量特高，即使每周只吃两次，长期下来，也可能使体内汞含量超标。而汞主要危害人的神经系统，比如使人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无法集中、手抖，甚至瘫痪。”苏珊进一步解释说。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水俣病”，让全球谈“汞”色变。但60多年过去了，全球汞污染的防治并没有发生令人乐观的改变。它隐秘又大规模地侵入了全球食物链，更威胁到食物链顶端的人类。
“对中国的汞污染，北欧人比中国人还要关心。这不是他们更有爱心，而是中国的汞污染漂洋过海后，污染了北欧海域的海鱼。他们的海鱼都在自然环境下成长，生长周期长；中国的海鱼大多是人工养殖的速成品。这样北欧的海鱼反而比中国的汞含量更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官员蒋南青博士说。
汞可以通过大气和洋流在全球随意传播，这让防治汞污染成为了一项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的行动，也成为了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
全球“流行”汞污染
汞其实是自然界中原本就有的物质。人类用汞的历史也很长，比如，中国的古人早就学会了用朱砂提取汞，用做药物、染料等等，甚至道教的道士将其作为炼丹的必备之物。
汞对环境产生大规模污染、威胁人类健康，还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现代社会，汞的用途非常多，你随便就能例举出十来个行业大量应用了汞，比如，测量控制工具、氯碱工业、荧光照明、小金矿开采、电池、电子设备、氯乙烯、化妆品等等。还有那些不直接使用汞、但排放汞的行业，比如，燃煤电厂、水泥厂等等用的煤炭就含了不少的汞。”苏珊说。
目前，全球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恰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据NRDC提供的资料显示，全球汞污染严重地区有三块，分别是加勒比海以南的南美洲大部、西非南部及几内亚湾沿岸、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因矿石开采、金矿筛选等产生的汞污染现象最为严重。
但并不是说其他地区的人类就相安无事。汞因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可以通过大气向全球传播。汞降落到地表，会借助微生物进一步分解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人类食用富集甲基汞的农作物，如果严重也会中毒。
“所以并不是你不吃鱼，就能保证汞不伤害你。关键要看食物的来源环境。”王书肖说。
汞降落在海洋，会被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分解，而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大鱼以小鱼为食，这样通过食物链的层层传导，到了海洋大型哺乳动物和大型鱼类这一层，汞的富集程度已非常高。人一旦食用这些鱼类，最终可能导致中毒现象，产生不可逆的永久损害。
“全球大洋有稳定的洋流系统，大气又有稳定的环流系统，在上述两个系统的共同作用下，人类排放的汞被扩散到全世界各地，从南极到北极，从高山到地下水，到处都有汞的存在。”苏珊解释说。
正因如此，为求自保，也为求全球环境健康，一场由140多个国家组成的汞问题政府间谈判也在拉锯战中开展了数年。
谈判：共识、我们需要共识
2013年1月13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倡导的汞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达成一个各方都认可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汞问题文书文本。
此次会议分了多个联络接触小组进行讨论。王书肖是中方的代表之一，也分别是大气汞排放小组、汞向水和土地排放小组的成员。会议议程首先需要各小组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将文本提交大会讨论通过。
“小组讨论是谈判最主要的部分。会议原定18日结束，大会主席要求各个小组17日将相关条款的文本提交到法律小组审议。但到了18日下午，小组讨论还在进行，往往一个词就要争论半天。我们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大家就靠喝咖啡保持清醒。”王书肖解释说。
谈判争论的焦点是条款究竟应该多严格和谁该负多大责任的问题。早在2010年6月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即有代表提出该文书应具有量化的总体减排目标，而且该目标还要有明确的时间期限。而在2011年1月的第二次会议上，发达国家提出“大量累积汞排放”缔约方制定国家减排目标的要求。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冲着中国来的。因为，中国的汞排放量是世界的1/3。这是我们强烈反对的，我们要求应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指导谈判。因为，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向环境排放了大量的汞，这些汞仍然存在并还在危害环境。所以，汞减排的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经过广泛的讨论，第四次会议后就删除了针对‘大量累积汞排放’缔约方的条款。”王书肖说。
而本次会议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发达国家希望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王书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此并不同意。这不是中国的态度不积极，我们也认为必须采取行动控制大气汞排放，但希望能在具体施策上考虑到各国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汞排放体量巨大，它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控制。因为文本应该反映各方的共识，意见不一致，就只能再谈，可以想见谈判的艰难。18日凌晨，我们小组的的共同主席John Roberts先生说他今早的脑子不清醒，因为只喝了三杯咖啡。”
直到最后，各方才就相关文本达成一致意见，即要求公约生效一年之后建成的新排放源，在公约生效五年内采用最佳可得技术（以下简称BAT）和最佳环境实践措施（以下简称BEP），而现有排放源在公约生效后十年内可选择采用排放限值、BAT/BEP、量化目标、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控制汞排放。
“发达国家对此比较满意，因为新排放源采用了BAT/BEP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发展中国家也比较满意，因为他们为自己争取了时间，现有的汞排放控制措施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王书肖说。
不过，发达国家只是对大气的汞排放控制要求非常严格，而对水土汞排放控制则马马虎虎；反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对向水和土地的汞释放采取同样严格的控制措施。
王书肖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大气汞排放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向水和土地的汞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局地（部）性的。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大，他们就不那么在意了。如果对水和土地的释放采取同样严格的措施，意味着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今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届理事会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上将确定是否通过该协议文本。如果通过，在各国正式签约后,该协议将对全球的汞污染控制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从吃闭门羹到座上宾
2004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环境中心做完博士后研究后,王书肖就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从事大气污染防治研究。从那年开始，她就患上了慢性咽炎，每年都会从10月份咳嗽到次年的4月份。
“在美国我从来不咳嗽。北京的大气环境在变好，但变好的速度还远远不够。”王书肖说。
不过，比这更郁闷的是，王书肖那时申请开展汞污染防治项目遭遇了政府的闭门羹。清华大学在2004年要与挪威共同开展一个汞污染防治的项目。该项目需要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才可在中国实施。但那时候，中国主要是对二氧化硫、烟尘这些大气污染物进行控制。政府对汞污染防治关注很少。
“我们从2004年开始推动这事儿，一直到2006年年底，才得到政府的支持。中挪合作项目‘中国汞污染控制研究与能力建设——以贵州省为例（SINOMER）’成为中国第一个汞污染政府间合作项目。”王书肖说。
该项目的一期选择贵州省作为案例开展研究的原因是，贵州省被称为汞都，汞污染比较严重。到2009年该项目一期完成后，项目组向挪威大使馆提交了项目报告。挪威大使馆称赞说这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报告。
“不过，通过我们和其他机构、媒体的不断影响,特别是政府间谈判起到了以外促内的作用，政府对汞污染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国家环保部在2011年就已经开始做全国汞污染调查。我们也参与了该项工作。”王书肖说，“此外，企业也开始有这方面诉求。比如，株洲冶炼厂就安装了汞回收装置。它把烟气中的汞回收成甘汞，再将甘汞卖给生产PVC催化剂的企业。这是非常不错的思路。”
对此，苏珊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积极，并没有因为其NRDC的身份对她有所戒备，非常支持他们的汞污染防治工作。
目前，环保部已开展了燃煤电厂大气汞污染控制试点工作。环保部在华能、大唐、国电、华电、中电投和神华集团遴选了16个火电厂进行汞排放监测与控制的试点。该示范项目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汞排放的试点监测，目前这部分已验收；第二部分，是结合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工作，开展同时脱汞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示范工程，并进行系统的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评估。“因为脱汞技术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支持。我们近期会对此进行讨论。”王书肖说。
脱汞要时机合适
2013年1月中下旬，一则尚未得到环保部证实的消息让资本市场兴奋不已，他们认为环保产业将迎来又一个春天。消息称，环保部已通过前期汞监测试点基本摸清了全国火电厂汞污染排放的情况，下一步将提高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汞排放限值要求，并加紧制定汞排放控制的工程技术规范。
据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燃煤的汞排放量占中国汞排放总量的45%～50%”。2011年，环保部公布的新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限值是30微克/立方米。但并未要求火电厂强制执行。
“从我个人讲，污染物排放控制越严格越好。但涉及到中国这么大的集合体，就要通盘考虑。如果今天就立即通知企业要脱汞，企业根本无所适从。一定要给它一个准备的时间。”王书肖说。
21世纪初期，中国开始要求火电厂大规模脱硫。但那时，所有的脱硫技术都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中国的企业只能做些工程服务的外围工作。
经历了那场脱硫战的国电清新(002573,股吧)董事长张开元很是感慨：“当时数百亿的市场都被国外企业占据。中国的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有些太快了，时机不对。”
王书肖对此颇为认同，“在谈判中，发达国家明确告诉我们，技术无法转让，因为它们都被掌握在私有企业的手中，政府无法干涉它们。而国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掌握了成熟的脱汞技术。试点项目16个火电厂的汞排放在线监测设备全部采购自美国的企业。因此，中国不适合立即打开脱汞市场。”
目前，脱汞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GE等企业手中。同时，脱汞技术非常复杂，针对不同的煤炭，采用的脱汞技术就不一样。因此，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开发和示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脱汞技术。
王书肖说：“我们希望通过谈判为中国的企业争取5年时间。”
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作为环境专家的王书肖曾被女儿问到：“妈妈你天天这么忙。可北京的空气质量为什么老不见好？”
这让王书肖感慨更深，她回答说：“环境问题不是通过妈妈一个人努力就可以解决，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实际上，老一辈的环境专家悲观的居多。因为他们耗费了一生的心血，但并未看到让他们满意的结果。这难道能怪他们吗？”
对于环境问题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来解决，苏珊更是认为需要民众来共同参与，打一场“人民战争”。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发生了“水俣病”，人们开始意识到重金属汞对自然和人体的巨大危害。但“水俣病”已过去几十年，这种环境公害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放松警惕，认为重金属污染与己关系不大。他们也没有因为食用某种鱼类、饮用某种水源而致病。像霍乱、鼠疫这样的急性病往往令人高度戒备；可汞污染引起的亚健康、慢性病却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苏珊说。
和其他NGO一样，苏珊所在的NRDC为此焦虑不安。他们认为民众急需接受汞污染控制和防治的知识。
“民众只要掌握了这方面知识，就可以减少使用含汞的产品，比如，把电动剃须刀换成手动的，就可以减少电池使用；使用LED灯具代替含有荧光材料的霓虹灯等等。只要多用心，就能大幅减少含汞产品的销售和使用。民众的共同努力要比政府使用行政命令干预有效得多。”苏珊说。
王书肖从不用化妆品，她解释说，第一，她是过敏性皮肤；第二，她对化妆品中的含汞量不放心。
“汞对人体的影响很难判定。比如，你因使用化妆品导致皮肤过敏。医生一般会告诉你停用一段时间。他不会也没有把握告诉你这是汞超标引起的。因此，对汞危害的研究任重道远，我们需要耐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郝吉明领导的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了中国大气环境保护战略研究，王书肖是参与者之一。课题组专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空气质量要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第3过渡阶段目标值，即基本良好。“但政府人士评论说，这目标太激进。”王书肖说，“中国采取的是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治理环境的策略，但这很难控制污染。因为，虽然控制污染的技术和管理有所进步，但发展过快仍导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所以，必须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发展的难题，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避免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产生高强度的压力。如果到2030年，中国渡过了这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平稳发展期，中国的环境或许会更好。”
不过，王书肖还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她的乐观，“我觉得中国的下一代环保意识很强。像我女儿就非常注意垃圾分类。我有时候因为忘了分类，把垃圾随便一扔。她就说不对，应该把垃圾放在对应的垃圾桶里；她愿意坐地铁和公共汽车，不愿意让我开车，所以我们家的车经常闲着。再过20年，等他们长大成为中国的主要力量后，中国的环境肯定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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